《仪礼》：古代贵族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

《仪礼》是记载古代礼仪制度的著作，与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合称“三礼”。像其它一些先秦著作一样，《仪礼》也非一时一人之作。前人有说是周公所著，但不可信。又有研究者据《史》、《汉》两书相关资料考证，提出孔子为了向弟子授业而参照周鲁古礼修编了一本礼经，这可能就是《仪礼》的最早蓝本。而今本《仪礼》的最后编定大概出自于春秋末战国初孔子七十子后学之手。到了汉代，礼经传授不绝，汉宣帝时立了大戴、小戴和庆氏三家学官，直到东汉末郑玄给礼经作《注》，致使本书得以流传。1959年甘肃武威出土了《仪礼》汉简残篇，对研究今本《仪礼》具有参考价值。

今本《仪礼》十七篇，篇目如下：《士冠礼》、《士昏礼》、《士相见礼》、《乡饮酒礼》、《乡射礼》、《燕礼》、《大射礼》、《聘礼》、《公食大夫礼》、《觐礼》、《丧服》、《士丧礼》、《既夕礼》、《士虞礼》、《特牲馈食礼》、《少牢馈食礼》、《有司彻》。各篇所包涵的礼仪内容，属于冠、昏、乡、射、朝、聘、丧、祭八类，其中冠、昏、丧、祭是人生经历的礼节，士相见、乡、射、朝、聘是贵族间社交或进行国事活动的仪式。而实行这些礼仪的主体，则不仅有士阶层，还包括卿大夫、诸侯直到天子。因此细审今本《仪礼》十七篇，并非残缺不全，而是有比较完整的体系的。

《仪礼》文字艰涩，内容枯燥，治史者对它望而生畏。但本书是“三礼”中成书较早的一部，书中既保留西周礼制的痕迹，又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，只要将它与其它先秦文献、考古资料结合起来研究，撩开神秘的面纱，本书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。

首先，从史学角度来看，《仪礼》中蕴含丰富的先秦礼制史料，在中国古代制度史尤其是礼制史的研究中，其史料价值应占首席位置。须知，先秦礼制为中国古代礼制开了先河，它是中国古代制度史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标榜是礼治社会，他们利用“礼”和“法”这两个工具来维护其专制王权。“礼”带有教化性，而“法”带有强制性，两者并行不悖。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王朝的礼制建设，其措施多反映在正史的志书和典志类政书中。正史中有礼志（《史记》有《礼书》、《汉书》有《礼乐志》、还有其它诸史的《礼仪志》等），典志类政书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和《文献通考》等都有礼制专卷。它们都是根据“三礼”的精神和原则编纂而成，其主要内容又多以《仪礼》为依据，从追溯先秦礼制开始，揭示其历朝礼制的沿革。因此，欲研究中国礼制史，不能不充分挖掘利用礼志书典中的相关史料，而欲领悟它们的精神和内容，又必须读懂《仪礼》等“三礼”著作。例如，《仪礼·士昏礼》规定婚礼有“纳采”、“问名”、“纳吉”、“纳征”、“请期”、“亲迎”六个步骤，历代相承，在实行过程中视其地位高低而定，或行五礼、四礼，或行三礼、二礼，直到清代仍延用下来。因此如欲研究中国古代婚姻史，就应以《仪礼·士昏礼》为基础，再来研究历代史志和典志政书的相关内容，从中发现它们之间的因袭关系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《仪礼》在中国礼制史研究中的地位是其它著作不能代替的。

其次，《仪礼》作为一部记载古代仪礼制度的书，对探索古代社会礼俗的流变，对深入具体了解古代贵族的社会生活，对研究古代社会史都很有参考价值。由于长期流传下来的礼俗带有滞后性，加上后人制礼的目的是让人“反本修古”、“不忘其初”（《礼记·礼器》），追求原始的本意，因此，一些学者运用人类学、民族学等研究方法，从《仪礼》中探索诸礼的起源，从中揭示古礼萌生时代的“史影”，这开辟了《仪礼》研究的新思路。比如：研究者认为冠礼始于氏族公社时代的成丁礼（入社式），表明成年男子将履行公社正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。乡饮酒礼来源于氏族社会的会食礼，用以倡导“尊老尚齿”的风气。士相见礼源于氏族成员之间的平等交际仪式。朝聘礼始于部落联盟酋长间的盟会。再如《丧服》中规定的为姨服丧重于为舅服丧，这反映在远古时代曾存在过姨娘比舅更亲密的关系，这是保存下来的对古代盛行群婚制的“朦胧的记忆”。虽然仪礼制度不是一成不变，在实施过程中往往要打折扣，但仪礼制度基本上是当时贵族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。《仪礼》中规定的各项礼节虽然是凝固刻板的，但所反映的周代贵族的社会生活却是鲜活具体的。